陆佑（1846—1917），原姓黄，小名如佑，字弼臣，号衍良，广东省鹤山雅瑶镇黄洞村人。清朝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十月九日，出生于贫苦农家，其父黄明显世代务农。陆佑少年时，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活动日益加深，清王朝日趋腐败，濒于覆没，战乱频仍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陆佑幼失怙恃，家境困难，被迫卖身于新会县桐井乡陆姓财主家，故改陆姓（鹤山人叫他黄陆佑）。终年过着牛马般生活，年长与梁氏女结婚。
   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英、法两国政府迫清廷签定《北京条约》，条约载明准许华人出国做工。陆佑不甘长久寄人篱下，乃毅然远涉重洋，作为契约华工，赴马来亚谋生。时年17岁。他抵达星州（今日新加坡）后，人地生疏，举目无亲。初受雇与锡矿场，后在粤人罗奇生的烟庄里当小伙计。他勤奋工作、省吃俭用，经过四年时间，好不容易积蓄了99元叻币（下同），便辞掉烟庄工作，自己筹划在马结街开设一间“兴隆号”小杂货店，生活渐渐好转。但他不满足杂货店的小天地，便把这间小店委托可靠的伙计代管，于1872年，从星州前往马来亚霹雳太平的拉律锡矿场，经营粮食、肉类和蔬菜生意，供应当地市民、矿工及英军所需，生意颇为兴旺。他还以小本钱，购得新加坡东北丰盛港一个被废弃的“旧龙口”（旧矿场）。初期入不敷出几耗尽积蓄，然而凭着苦干的精神，深挖下去，该矿口竟是一个量多质好的锡米矿。陆佑很快成为富翁，日子过得舒适了。谁知好景不长。拉律锡米矿区两派华人的对立会党—海山党和义兴党的矿工因争夺矿地发生械斗，矿场受到严重损失，陆佑的生意也被迫结束。这次大规模械斗使陆佑损失了14万元。亏了这笔钱，他惨不堪言，但最使他烦恼的是，太平无法再立足了，今后到那里去谋出路好呢？他几经考虑，决定南下吉隆坡再图发展，这样一个抉择又使他在穷途末路中现出了“柳暗花明”。
    陆佑到达吉隆坡的时候，正值平息土人暴乱之后，百废待兴，这对雄心勃勃的陆佑来说，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。于是，他在赵煜的扶持下开设当店，搞到卖酒专利权。他再次投资矿业，继续收购濒于破产的小矿场，并向当地封邑领主预付税款，把大面积未开采的矿区包下来。经数年的奋斗，即拥有关丹、文冬等多处锡矿场，雇工数千人。他扩充设备，改用电力机械开采，锡米年产量平均达数千吨，十多年间，估计他至少获利一至二千万元。
    陆佑经营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有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和致富之道。一、为了提高矿区工作效率，他不雇用“猪仔工”。因为“猪仔工”身体素质差，工作消极，故此，他全部雇用有生产经验的“自由工”。二、提高矿工工资。将一般矿工的工资从8-10元，提高到20-30元不等。这样就提高了矿工生产的积极性。三、注意改善矿工的福利、劳动安全和医疗卫生设施，使矿工生活待遇得到较好的改善。由此把一大批熟练矿工吸引过来，乐为己用。另外，他还雇聘了一个有学识经验的洋人，专门负责他的产业经营。民主革命元老邓泽如亦曾为他做过帐房工作。这样，他在几年之间便成为垄断当地锡矿的大企业家之一。
    陆佑经营锡矿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之后，审时度势，向种植业、工业、商业和金融业多方面发展。
    种植业方面，陆佑经营了雁鹅、箕筛、文冬、巴生、和丰及雪兰莪等大橡胶园，其中最大者由吉隆坡伸展到彭亭，占地一百多公里长之狭长地带。此外，还办起雪兰莪港口及北根两个椰子园、丹戎马林胡椒园、巴生咖啡园。他经营得法，各业欣欣向荣。
    工业方面，陆佑凭其财力和进取精神，办起了东兴隆红毛灰（水泥）厂、罗卜臣铁厂，雪兰莪港口椰油厂；创办了炼锡、橡胶、椰油等加工厂，其中椰子油厂规模很大，左右了当时的市场。他的企业形成了一套从生产到成品销售的系列配套生产线，连包装容器及辅助原料，均自行制作，以利于运输，降低成本。
商业方面，陆佑除在新加坡建有“兴隆号”老铺外，在吉隆坡、马六甲、槟榔屿、芙蓉、怡保、吉兰丹等市又设立了“东兴隆”号。总部设在吉隆坡，统称为“七州庄口”，任用李星南为总经理。在柔佛、彭亨、吉打、丁加奴、玻璃市等地区设立代理处。当是时，陆佑的商号分布各埠，北至和丰，东至关丹，西至雪兰莪港口，南至新加坡，大小计数十城市。此外，广州河南之鳌洲大街开设有“东兴石叻庄”、在洲头咀有“东兴栈货仓”。
    金融业方面，1913年陆佑投身金融业，创办广益银行。斯时，正是陆佑事业全盛时期。在殖民政府同意下，他的总公司—“东兴隆”可以自行印发各种面值的银票。票面正中用英文印有“TONG HING LOONG LOKE YEW”（东兴隆陆佑），右上角印币值数。银票在各地市面流通，价值与政府的钞票相等，可以与政府钞票兑换。能够以自己的名字和店号印行钞票，且通行无阻，可见英国殖民政府对陆佑的信任，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。据说陆佑死后20多年里，这种银票还一直流通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占领马来亚，这些钞票才被香蕉纸（军票）取代而禁止使用。
    陆佑当年还有另外一项重要收入来源，这就是承办新加坡及所属各埠的主要税捐，如赌税、烟（鸦片）税、酒税、当（押）税。这些税饷是当地殖民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。陆佑以每年百多万元取得承包专利权。他把获利最大的烟、酒税留为自营，赌税则择有利地点自营一部分，剩下则议价转让给别人承办。陆佑在承包税务十多年时间里，估计在这方面至少赚得三、四千万元。
    陆佑富有远见卓识和果断能力。当锡矿业正兴旺时刻，他突然放弃部分锡矿业生产经营，将资金投向种植业、工业、商业、金融业综合经营。不久，世界出现经济危机，工业原料价格暴跌，尤以锡矿为甚，不少矿主倾家荡产，而陆佑则安然无事。难怪1904年一个名叫W.L的史学家，在华人杂志《成功人物传》中，对陆佑评价为“有果断能力”，“是一个商业天才，他多年来的奋斗，不独使三州府（即新加坡、马六甲、槟榔屿），甚至世界人士均对这位能人为之惊奇。“据悉陆佑去世时，他的财富有一千万英镑（约合现在的马币十亿元左右）。
    陆佑致富后，自奉俭约，而能仗义疏财。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王朝而到南洋宣传革命、酬募经费时，他解囊支持革命运动，并资助开办宣传革命之《星州晨报》。民国成立后，国民政府曾颁授陆佑六等嘉禾章。1915年广东大水灾，他又捐赠了巨款赈济灾民。
    陆佑出身贫苦，体察民心，他乐善好施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，举凡交通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慈善福利，无不慷慨捐助，以造福社会，造福人民。
    在公路和市集建设方面，陆佑出资铺设由吉隆坡到文冬一段的牛车路，以利交通。他以先驱者的精神，开垦荒莽沼泽之地，使之成为集镇。如文冬、关丹两埠之开辟，陆佑之功不可没。正如1989年4月4日《南洋商报》记者黄建顺在报道文冬开埠史的文章中所说：“写文冬开埠史，如果没有提到陆佑这个名字，就好象研究吉隆坡发展史，却故意漏掉甲必丹叶亚来一样毫无意义。”又说：“文冬其中一条大街，便是以陆佑名字命名，可见陆佑对文冬贡献殊多。”在新加坡，为纪念陆佑的贡献，中华总商会对面的一条街，被取名为陆佑街。在吉隆坡，陆佑被视为奠基人之一。
    医疗卫生、慈善福利事业方面，陆佑捐资五万元给星州陈笃生医院（该医院有五间院房以陆佑名字命名）。捐资给吉隆坡同善医院兴建一座“陆佑楼”，作为华人接生院。他还捐巨资建造吉隆坡中华大会堂，在新加坡、吉隆坡建造“广肇会馆”，内设食宿、向导、汇兑、保管等服务项目，凡广东同乡到南洋谋生者，招待食宿，介绍职业及资助旅费。
    陆佑自幼失学，深感文化教育的重要。在教育方面，他捐资办学最多，地区最广。如在吉隆坡，创办养正学校，尊孔学校、坤成女校、维多利亚英文图书馆等。在新加坡，资助三万元给中央学校设立工程系、资助五万元给莱佛士学院、捐资九千元给爱德华七世医学院。1910年—1912年，他捐资一百万元给香港大学，建成一座富有艺术特色的“陆佑楼”，作为香港大学校本部。1915年，他又捐五万元设立学校基金会，并给香港大学长期无息贷款五十万元。1917年1月，香港大学曾派副校长到马来亚给陆佑颁发“名誉法律博士”的学位，以表彰他对港大的特殊贡献。1984年，港大之“陆佑楼”被香港政府列为文物古迹，予以保护。
    1916年底，陆佑到浩道登胶园视察时，不幸染上恶性疟疾，虽然请了不少名医为他治疗，但因年事已高，经过两个月的理疗仍是药石罔效。一代强人，华侨巨富，终于回天乏术，在1917年2月24日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享年71岁。
    陆佑逝世后，下葬于吉隆坡冷结路浩道登胶园内的陆家坟场。陆佑墓前立有铜像，身穿博士服。陆佑生前在吉隆坡建有富丽堂皇之住宅，汇东西方建筑艺术于一炉，名噪一时，曾被用作博物馆。
    陆佑在1902年偕同夫人林淑桂赴英参加英皇爱德华七世加冕礼。他出国到马来西亚后，入了英国籍，因商务繁忙，终身未返回过祖国。他有四子四女，男孙五人，女孙六人，哲嗣兰孙，均能克绍箕裘，继承先业。